国家是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识。文明与国家既具不同范畴内涵,亦互动互促。国家演进需要文明奠立的基础,而国家也在演进中呵护、助推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平台式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型策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平台式购买是政府与单个组织(平台组织)签订合约，由该组织建立平台以引入其他组织(入驻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协调，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具有一致的政策目标和参与主体，差异在于结构安排、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分担。居民需求从生存性向发展性的转变，是平台式购买产生的根本动力。平台式购买过程中，在契约的订立与执行、关系共建与维护、需求满足与反馈等不同交易类型与环节中，交易成本均大为下降，从而促使平台式购买的最终出现。相对于分散式购买，平台式购买具有更为优异的治理绩效，实现了政府、平台组织、入驻组织、社区居民等的多方共赢。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时间银行模式在社区互助服务中应用现状及展望——基于行动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时间银行作为社区互助服务激励的一种实践模式,在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受学者关注程度有增无减,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时间银行社区互助运作模式的现状、困境及模式建构缺乏深度观测与研究.安徽各地时间银行在运作主体、参与主体、运作方式上积累了探索经验,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推行效力,但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运作机制不完善仍是实践难题.从时间银行模式推广的实践框架看,应增强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专业化,切实发挥时间银行模式提高社区互助服务参与的可能性和广泛性.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